配资盘一封潮汕情书，如何填补当下的情感缺口

或许此后，当人们再次提起“潮汕”时，除了英歌舞、牛肉火锅之外还会想到一部方言电影：《给阿嬷的情书》，这部电影在2026年五一档后半段上映，由汕头潮阳人蓝鸿春执导，全片采用大量素人演员，原版对白皆为潮汕方言。

电影的故事取材自潮汕地区真实的“下南洋”历史。“下南洋”，也称“过番”，集中发生于上世纪初到50年代期间。彼时，我国南部的潮汕、广府地区，饱受连年战乱与饥荒的侵扰，大量青壮年为谋生路选择乘船渡海，前往马来西亚、暹罗等地打工，再赚钱寄回养家。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，更是催生出了“侨批”这一信汇一体系统，在动荡的时局下同时扮演邮局和银行的角色，勾连、维系着千万个隔海相望的家庭。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便是从一封侨批开始的。电影开头，欠下巨款的晓伟试图通过早年的侨批，找回下南洋后留在泰国的富翁阿公郑木生，但到了泰国后却发现阿公既非富翁，更是早已亡故。几十年里，往家寄送的侨批均为此前被误以为“二房”的女性谢南枝所寄。随着晓伟的探访，故事蔓延开去，观众走进了两个潮汕家庭的家史。

作为一个潮汕人，这部电影显然对我有不一样的意义。这几年，潮汕地区被贴上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名片，有人在春节期间千里迢迢赶来看一场英歌舞，有人觉得它非常“好吃”，有人会说这里是全世界重男轻女最严重的地方，还有一个我听到过的最有意思的说法：潮汕地区就像另一层意义上的克苏鲁系，有着许多不可言说的规则，在这里生活的人都会默默遵循，但当试图完全理解这些规则时则会被逻辑悖论导向疯狂。在不同语意的叠加下，“潮汕”不再只停留于地理意义，文化现象、生活方式乃至对待事物的信念，都被统合在这个词汇下。

在这种状况下，人们的目光被一部电影再次拉回这里。在这段时间的发酵里，外界各种各样的评价混合在一起，讨论的话题也远超过这部电影的好与不好。而那些被电影所呈现的、那些未能被电影所呈现的，以及这些讨论，综合在一起或许就能解释为什么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会在当下突围，也能更清晰地看到当下电影的缺失，与那些看似老土却始终珍贵的价值。

我相信对潮汕人而言，几乎都能指认出身边的某个朋友、邻居或亲戚，真的就像戏中的某个角色一样。他们的性格、行事方式乃至抽烟时的表情和说某句话时的神态，都如此生活化。导演几乎像把角色扔进了下南洋时期的平行时空，让角色的生活轨迹自然而然地交汇，再将这一切拍成了电影。

我尤其喜欢片中男主角郑木生的同乡。最开始执意要留木生在谢南枝的旅馆住下，他说的是“别让别人笑话”，“再开一间给你”。这些话和行为都是非常典型的所谓“潮汕做派”。住在这种旅馆的同乡，生活必然不富裕，但却依然要为刚来暹罗的木生做点事。在那种情境下，他几乎是把照顾老乡当作了一种无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，若是没有尽好，是要“被人笑话”的。

这反映出人情在整个潮汕社会中的重要性。以前，一定程度上的边缘与自治，让潮汕社会有着强大的自组织性，人情和血缘纽带是维系这个系统运作的重要纽带，而这种纽带进而带来了重情义、讲信用、晓世情等品质。对于潮汕人来说，“会做”是一种非常高的赞赏，而“会做”和“不会做”的区别就在于是否理解这套人情社会的逻辑。

当然在当下，我们会说很多东西是落后且没有必要的，我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这种暧昧不明的社会环境嗤之以鼻，不屑一顾。但在当时，人情社会带来了许多弹性，在法律之外形成了一套社会规范，于是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理解与这种纽带共生的“侨批”和银信局，为何能在战乱中维持流畅的运转。

保存至今的侨批文物，图片来源：中国社会科学网

根据学者汪玉娇的研究，“侨批”在当时几乎是一个非常严密的跨国信息记录系统。银信局会长期记录寄信人与收信人的关系，包括谁是谁的父亲、谁是谁的儿子、来自哪个村镇，甚至家里的土地与宗族情况。

同时，长期往返两地的“水客”，以及乡里的送信人，对特定的乡镇情况都非常熟悉，因此这套通讯系统中，哪怕有一个节点出了问题，整个网络也不会断裂，在动荡时期，这是许多机制都无法比拟的优势，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最后南枝寄出的长信在落水后，邮差依旧能将打捞回的唯一一张照片准确地送到淑柔手里。

人情网络在许多方面扮演了为个体兜底的安全网，但与之相对，它也带来了对个人的约束。每个人都必须生活在集体之中，个人主义被长期压抑，从社会身份到生活的方方面面，都受到家庭、宗族和人情的牵制。这种一体两面正是潮汕的复杂所在。

电影的主角有三人，但虽说是三人，集中的情感互动大多发生在两位女主角：叶淑柔和谢南枝身上。

在戏中，郑木生客死他乡后，南枝为了淑柔在家能心安，瞒下了死讯，冒充木生数十年，给淑柔寄送侨批。两位素未谋面的女性就这样养育了两个家庭。

女性在潮汕地区的地位始终是一个备受讨论的话题。一方面，基于浓厚的父权制宗族社会，女性在潮汕是长期失语和隐身的状态，她们的境遇不被重视，常常遭遇残酷的压迫，严重的重男轻女风气导致许多家庭持续不断地让女性生子，未能生出男胎的妇女则会遭到冷遇。这些现象有大量现实材料支撑，早已不是什么秘闻。

但另一方面，女性在潮汕的宗族系统中却扮演着核心角色。可以说，如果没有世世代代女性的操持，潮汕的祭祀仪式或许早已简化甚至消失。而祭祀是体现一个家族脸面的重要场合，祠堂的规模、香火的多寡、参与者的数量，都被视为一个家族是否兴盛的直接标志。不仅如此，一个家族中最年长的女性往往也需要协助打理一个家族的大小事务，宗族社会的结构下，大家族是一种常见的家庭模式，家中的女性如何处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，如何化解大家族中各个小家庭之间的摩擦，往往就左右着一个家族是否和睦、团结。

在严苛的生存环境下，未经任何理念指导的潮汕女性自然发展出了一种卓绝的生存智慧。那是一种当下人们无法想象的，几乎舍弃了“我”的生活。就像影片中的叶淑柔一样，当误以为丈夫郑木生在暹罗娶了二房太太，组成新的家庭后，她只是轻声念了一句：“怎么这么久才说。”随后将照片一撇，继续做绣。而当得知了木生与南枝并没有夫妻关系，只是朋友，挤压数十年的误会解开后，淑柔也只是说了句：“我看看橄榄菜煮好了没。”接着起身，踱过下着雨的天井，走进厨房。

导演蓝鸿春在公开采访中多次提到了这些细节，他希望角色持续去做具体的事，用一件一件具体的事抵御各种各样的痛苦。实际上，潮汕的女性也几乎是这样。漫长的历史中，她们沉默，沉默着吞咽下各种各样的痛苦，甚至于她们已经习惯忘记痛苦。

所以当淑柔得知木生已经去世多年时，她的第一反应是，南枝一个人要带大这么多孩子，得多辛苦。在那一刻，她没有想到自己，而是瞬间降临到了南枝身上，感同身受地体谅着另一个素未谋面的女性。而另一面，南枝多年里心甘情愿的付出几乎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理由，她只是凭着简单的情义，在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人。

或许这种强大细腻的共情能力，只有在长久的沉默中才能习得，但也因此，女性获得了更广阔的情感世界。导演塑造了这样一种女性情谊，这种理想化的想象无法真正弥补历史的不足，但在潮汕地区，这种细腻的情感互动，也唯有在女性身上才能发生。

女性互助的题材在近几年里频繁出现在大银幕上，但没有哪部电影像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刻画得如此具体，在一封封侨批中，情谊变成一件新衣、一纸偏方、一条咸猪肉、一辆新单车。以至于在结尾，年老的南枝与淑柔相见时，南枝的回忆依旧停留在过去，她惦记着“上次的咸猪肉收到了吗”，也正是这种具体，让构想出的两个女性角色和她们的生活都不再悬浮。

在一幕幕戏的拼凑下，导演最终呈现出了一幅下南洋时期的潮汕图景：互帮互助的同乡社群、传承到海外的祭祀活动、在排华政策下偷学汉语、不同人种之间的冲突、以及猝不及防的死亡。

木生之死这场戏，导演拍得非常轻。前一秒，准备衣锦还乡的木生还在船上和同乡把酒夜话，下一秒，贼人劫船，同乡都熟睡，只有木生独自拦贼，打斗发生时，镜头却对准了木生刚买的崭新西服。紧接着木生被杀害，抛入水中，轻得几乎听不到落水声。

紧接着，南枝握着木生的讣告，站在银信局里，镜头慢慢拉远，她周遭尽是下南洋打工的番客：有人急于赎女，有人报平安，有人思乡念家，有人找不到出路。导演就这样漫不经心地把另一种生活摊开给你看：看生死如浮萍，遗憾总是多过圆满；看爱情的甜蜜、相思的揪心、劳累的苦楚、归属的宽慰，情绪混杂在一起，无法命名。

在那一刻，故事的焦点从木生身上拉开，叙述的线不再只是在南枝、木生和淑柔身上打转，它绕出这个家庭，将观众带到了一个更广阔的视角。就像前半段，我们一直在观察着一片叶子的形状，我们看它的颜色、脉络和光泽，看它从发芽、壮硕到枯萎，而此刻，我们终于看见这片叶子是生长在一条怎样的枝上，枝又连着怎样更粗的枝干，以至于整棵树的样貌，也展露在我们眼前。

它试图告诉我们，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，每一个具体鲜活的人如何经营、保护自己的生活，试图用近乎白描的方式传递一种真挚——不加掩饰、瑕瑜互见，仿若历史的拓片。它让人不得不放弃了所有批判的欲望，在这种真挚面前，那些试图保持距离的客观被无法抗拒的引力压碎，一切居高临下的评论都变得孱弱，失去意义，而哪怕是时代的缝隙中那些最微不足道的情感，在此刻也比那些最艰深缜密的言语更加伟大。

或许这也是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最可贵的地方。

当下，人们对电影的讨论和要求总是非常鲜明，一部电影拍出来，观众习惯于审视它：叙事上老套还是新颖，政治立场是否有问题，引爆了什么样的情绪和话题，是否具备现实意义。有时候，人们会借着一部电影，去攻击那些喜欢或不喜欢它的人，有时候人们借着一部电影去攻击另一部电影。有些导演拍电影时候，思考的是如何靠它拿奖，有些导演更直接，希望用电影刺激观众的情绪，靠它挣钱，很多时候，这些情绪也往往不是什么正面情绪。

更进一步地说，这是一个非常激烈的环境，人们爱就是爱到爆，恨就是恨到骨子里，话要说满，表达要足够有个性。每个人热衷于找回自己的主体性，对自己有着近乎偏执的狂热，对他人却是近乎非人的淡漠，各种各样的关系都成了待解决的课题。我们慢慢习惯以一种抽象的态度去审视自己和他人，习惯于将生活中的每一处细节命名、分类、归纳总结。

而要理解生活的复杂，呈现这种复杂，就唯有诚实。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没有那么多的思考，在整个故事中，我们也无法将这些境遇找到某个源头，它只是诚实地呈现芸芸众生的命运。导演用一种非常拙的方式，传达着人类最质朴，最能共情的情感。也是在这种时刻，我们会不得不重新思考生活的成分和质地。我们看到粗俗市侩的言行和字句斟酌的书信在同一个时空发生，未经主义指导的生活孕育出纯粹、坚韧、善良的品质。

有些时候就是这样，当一部文艺作品被时代选中，并不只取决于它本身有多优秀，更重要的，是它填补了那个时代的缺失。而当下，我们或许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重新唤回人与人之间简单的真情。